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到了。离那场让人触目惊心的大灾难，离那个撕裂我们精神的大噩梦，离近7万同胞生命逝去的大死亡，已经过去365天了。这365天的斗转星移和光阴荏苒，跟以前相比没有什么不同，但物是人非，我们的精神生活、我们的集体记忆、我们的生存意识，已经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地震的影子。

　　地震周年祭——这是许多媒体几个月前就在操作的专题，舆论几个月前就在积累周年祭奠的资料、蓄积周年祭奠的情感。纪念什么，如何纪念，用什么去纪念？人们心中纠结着这种焦虑。周年祭奠是为了纪念遇难者，可很大程度上，也许生者比死者更需要这场周年纪念——逝者已逝，他们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可生者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。生者经历和目睹这场撼动他们精神的灾难，他们的精神世界中郁结着许多对死亡的记忆，他们需要借助这场仪式来释放焦虑、痛苦、困惑、愧疚、罪感和思考。

　　所以，在“地震周年祭”的集体认同下，人们既害怕这一天的到来——因为这是一个可怕的记忆，意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意味着地动山摇的恐怖，这一天会翻腾起人们对灾难所有的悲痛和哀思。所有被时间所冲淡的一切，那些催人泪下的记忆，那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苦痛，那些逼迫我们灵魂的黑色，都会在这一天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。周年是人们回避不了的一次精神反噬，必须迈过的一个精神门槛。

　　但是，人们又在潜意识中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这一年来，我们的心中积郁着太多的话想说，太多的情感想倾诉，太多的眼泪想流淌，太多的思考想分享——周年祭奠是一场仪式，借助于这个仪式，人们的情感可以畅通地释放出来。我们离那场大灾难已经越来越远，关于地震话题的思考似乎已显得失去时效，流泪似乎已显得矫情，痛苦和焦虑似乎也已显得不合时宜，但在周年纪念的仪式下，这一切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表达出来。又一次纵情流泪中，地震话题再次提上中心议程。

　　对于生者而言，周年祭奠也是一种解脱，借助这个仪式，减轻灾难压在我们精神上那些沉重的东西。并非每一种有关灾难的记忆都必须铭记，有些价值永远都该铭记，比如教训和反思。有些东西必须遗忘，不能永远压在我们的心头成为精神重负，比如对死亡的痛苦记忆，目睹灾难后的精神阴影，还有灾难引发的悲观、绝望、噩梦等等。周年是一个精神门槛，是一个记忆的分水岭。经过了周年纪念，许多人就可以部分地卸去一些精神重负，告别那些对灾难痛苦记忆的沉缅，重新面对新的生活。一代人巨大的心理伤痕，需要在这个记忆召唤、情感共鸣的历史节点上，在一次精神弥撒中被抚平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周年祭奠是为了铭记，为了拒绝遗忘，为了在远离时效的角度上更深入地思考那场灾难。许多价值，需要即时的反思、盘点和铭记；可有许多价值，是需要远离历史现场和当时情境，才会看得更清楚，思考得更深入，更清晰地看到真相，更理性地面对现实。

　　当我们陷入那种面对大灾难、大死亡的大悲痛时，沉浸于那种守望相助的悲壮、悲悯的情感中，民族的集体悲情主宰着我们，生命的悲悯感和同舟共济的温暖感包围着我们，深陷情感之中的我们会被一种巨大的力量裹胁着，作出一些夸大、自我安慰、鼓劲的判断。也许，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想清楚。那种万众凝聚的激情和热诚，可能遮蔽了许多视角和对许多议题的讨论；囿于认知能力，许多事实在当时的情形下也没有调查清楚。而经过一年的沉淀，远离了那种情绪和看到了更多事实、脱离情感的裹胁而平心静气之后，思考可能会更冷静和理性，铭记可能会更深入和深刻。

　　周年祭，祭周年，这是生者借祭奠死者向自己的灵魂叩问的仪式，一场释放压力的仪式，一场寻求解脱的仪式，一场拒绝遗忘的仪式。在倾诉中解脱，在忘却中铭记，周年纪念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（曹林）（来源：中国青年报）